少年读史记·绝世英才的风范

写在前面的话应对变局的智慧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目的之一是要“通古今之变”，也就是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。

毫无疑问，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到汉初，都是时局变动很大的时期，个人的生存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。

在那些关键的时刻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何做出关键性的决定？这是司马迁想要探讨的课题，也是司马迁之后两千多年来世人想要了解的问题。

这一册的人物故事，主要是根据《史记》“列传”的第十九篇到第三十二篇加以编写。主要人物有：范雎、蔡泽、蔺相如、廉颇、赵奢、赵括、李牧、田单、鲁仲连、吕不韦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、李斯、赵高和韩信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人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时代变局，也在各自所处的环境里有过非比寻常的作为。他们或为公，或为私；或为义，或为利；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的事迹都对我们有启发和借鉴意义。

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却相当重视事情的成败原因。

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获得至宝和氏璧，于是骗赵王要以十五座城池做交换。赵王明知其中有诈，却碍于秦国强大的威势，不得不答应。正当赵国君臣对此束手无策时，蔺相如自愿担任护璧使者，前去秦国。

蔺相如做了这样的打算：秦王要是信守承诺，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；秦王要是不守承诺，就把和氏璧带回赵国。对策虽然很简单，但施行的过程却惊险万分，因为蔺相如身在秦廷，面对的是拥有百万甲兵的秦王，只要秦王手指一捏，蔺相如便会立刻成为齑粉。

蔺相如不畏强权，宁可与璧玉俱碎，也要维护国家的尊严，最终保住了和氏璧，并且全身而退。

同样的，在渑池之会，蔺相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存心想欺压赵国的秦国占不了半点便宜。

蔺相如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太史公赞美他的智慧，更佩服他的勇气，指出蔺相如是将自己的性命豁出去才会这么做。

赵国国君不像臣子蔺相如那么聪明。赵惠文王之后的赵成王中了敌人的反间计，又不听别人劝阻，在关键时刻做了错误的决定，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替代良将廉颇执掌帅位，以致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四十五万人。

赵国的国力从此一蹶不振。作为屏障的赵国抵挡不住秦国，崤山以东的其余五个国家自然就岌岌可危了。

战国末期，各国面对强秦的压迫，力求自保。燕太子丹派出死士荆轲去刺杀秦王。司马迁将这段刺杀的经过写得活灵活现，让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后人读这段历史，常感叹荆轲行刺不成是因为剑术不精，但我们如果仔细思索，就会发现最该为此项计划失败负责的是燕太子丹。

第一，燕太子丹太贪心，命荆轲先挟持秦王，要他在秦王不肯签下归还所侵之地的约定之后，才能杀秦王。如此贪心的要求，延误了荆轲刺杀的良机，从而导致了失败。

第二，燕太子丹太心急，不等荆轲那些与他合作无间的远方朋友来到，就改派虚有其表的少年秦舞阳当荆轲的助手，急着催他们上路。结果，秦舞阳在秦王面前一直发抖，让秦王有了戒备之心。行动组织不够完善，失败自然难免。

燕太子丹完全没有掌握刺杀计划的关键所在，害得荆轲成为错误决策的牺牲品。

我们读《史记》的故事，除了了解司马迁等古人对于事件的看法，还可以运用现代的观点去解读。因此，吕不韦帮助秦公子子楚立为太子，期望自己在太子登基后获得莫大的利益，可视为一种“风险投资”；而鲁仲连“义不帝秦”的行为，则让我们看到了“说服的艺术”。

至于田单复国的故事更值得一提，因为那是以“创新求变”来应对变局。

创新与创造有别。创造是造出一个过去所没有的事物来，而创新是改造旧有的事物，赋予其新的功能。

田单在复国计划最后阶段所使用的“火牛阵”，就是一种创新。他在牛的角上、身上和尾巴上进行加工，把普通的牛变成活生生的武器。田单倘若不采用奇袭的方法，怎么打得过比齐军强大的燕军呢？田单深知自己在关键时刻该有的作为，所以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。事实上，中国有许多古籍都像《史记》一样充满智慧，只是对现代人来说，存在着因时空因素而造成的隔阂。要是在读法上也能创新，用不同的观点来诠释古代的人和事物，那么这些古书就不至于在时间的洪流里被淹没了。

张嘉骅